柏拉图的法治国里，如果一只驮兽或其它动物杀了一个人，亲属们必须控告该谋杀者。

{22}慕平主编：《检察改革的新探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参见刘清生：《中国近代检察权制度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而长期的法制实践也已经证明，中国的法制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随着大英帝国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的殖民扩张，检察制度遂广泛流传到澳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9]有学者分析，清末检察制度之所以取法大陆法系并效仿日本，是综合各方面进行取舍的结果。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产生了很多流弊，导致腐败案件丛生，人民痛心疾首，1917年《县司法公署组织章程》公布实施，旨在实现审判独立化，然而由于法案剥夺了县知事的部分权力，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阻挠。之所以选择日本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方面对清朝法制改革尤为热心，改革期间大量的日本法学家来到中国为中国法制改革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日本法制改革的成绩显而易见，大大刺激了清政府改革自强的决心。

通过上文对近代中国检察权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清末民国的检察权设置主要是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法治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追赶西方。此处，检察有检举、稽查、考察的意思，这与近代意义上的检察一词在词义上虽有不同，却明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语义重合。必要时，可以通过有关社会性组织，诸如行业协会，加以裁决。

之后，中央政法委还成立了司法改革的领导机构，统筹中央层面司法改革工作，把司法改革的权力从最高司法机关，相应统一到中央政法委。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主任由北京高院院长慕平担任，委员由最高法、市人大内司委、市委政法委、市人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律师协会以及北京三级法院的法官代表共同组成。例如，由于司法机关有条件通过所掌握的司法资源与实力部门领导搞交易，以牺牲司法公平为代价，解决法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那么，当地党委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保障水平，去除法院的担心。当前的司法改革也遭遇到相同问题。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则必须依法解决。无数的失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例如，经济发达地区普遍面临案件量偏大而法官人手不足的难题，解决办法无非两种：一是增加法官数量。同一类案件，不同的判断，形成了此类案件判决规律。该《决定》提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2]23顶层设计尽管或者消除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但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基层，必须依靠基层的力量化解。

富有成效的司法改革，需要认真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使法官、检察官、地方各级司法机关自觉自愿地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所设计的解决方案一定会设法激励有办案能力的法官承担更多的办案权力和责任，而不是相反。问题在于，目前中央推进的司法改革如何才能持续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这就涉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了。所有的司法结论，都仅仅是在比较中显得似乎更合适或者更正确。

所以，法院通常会把竞争性因素引入审判工作，通过岗位竞争，挖掘法官潜力，提高办案效率。学术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必须得到来自基层司法人员发自内心的认可。不同地方的司法改革方案，若能做到眼睛向下，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所形成的一定是形式多样的司法改革方案。

服从法律规定，属于法治国家所有人的基本义务。而且，这个思路也容易说服本地党政领导和财政部门，对后者来说，适当增加一些投入，解决部分司法人员待遇，比增加编制，要容易许多。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探索，为顶层设计提供源头活水。正是在不同地区多样化的地方司法改革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国家层面司法改革基本思路。一、司法改革来自于两个积极性 我国的司法改革，分别来自于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或由中央发动，或由地方启动。

上级越放手，下级越努力。毕竟，本轮的司法改革，是中央统一部署，先行制定全国司法改革总体方案，而后中央政法委根据中央的要求，推动各地政法委加以落实。

【关 键 词】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争议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加以解决的情况，应该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相反，都需要支持法官们独立作出各自认为适当的判断。不过，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

作为一种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一直在谋求推动改革，包括2001年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内的措施。如果法官对每一个案件的裁判都有充分的把握，这个工作也就不再具有专业性。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广泛适用调解处理案件，其实是公权力对私权利领域的侵入。④在这一轰轰烈烈的政治背景下，没有被列为试点的省市，也纷纷选择一些辖区内的地方和单位自行试验。

实际上，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地方司法机关的工作成效与地方党委挂钩，形成竞争。

这决定了司法工作的特点，即必须依法审慎地处理案件。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这个发动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十八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方便群众诉讼，开门办法院，如同有困难找党委和政府一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提法。二、司法改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前行途中充满不确定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以及该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人财物省级统筹等4项改革任务在内的改革方案并选择6个省市作为改革试点：各省市政法委又以此为据牵头制定本地区改革方案并选择试点单位推行。①这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长期以来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今后将受到来自法律、政策方面的更多约束或规范。根本问题在于，司法改革的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从基层司法官员出发，还是从简单地贯彻中央要求出发？是否以人为本？如果从实际出发，从一线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出发，考虑和设计改革方案，集中解决当前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与矛盾，去除留存在法官检察官心里的心病，情况肯定不同。【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必须妥善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顶层设计依赖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也必须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敢实践中推进。

上级负责了，下级就不负责。生活与工作的乐趣就在于迎接新问题、面对新挑战、破解新难题。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方案并未能够像所期待的那样，在司法界引起积极关注和热烈支持。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改革要与立法相衔接，改革措施要于法有据，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

审判方式有明显创新，例如对于网络著作权纠纷，南山区法院建立了网上调解制度。工作优秀的合议庭，奖金有明显增加，基于中国司法规律的激励机制初步形成。